國家安全和公平審判的細緻磨合
審判實務關於國安案件的審理，屢屢引發爭議，社會普遍指責法官量刑過輕，平均僅判六月等語1。國安案件的審理具有高度敏感性，面臨「國家安全」和「公平審判」的價值衝突，應該如何權衡？審判實務和輿論認知孰是孰非？爰以美國國安案例之比較法制分析，提供法官審理國安案件的參考座標。
一、退役軍人洩密案
2001年8月聯邦幹員歷經數月監控，逮捕退休的空軍士官長Brian Patrick Regan，其為「美國國家偵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NRO）」約聘人員。NRO主要負責設計、發射偵查衛星及收集、分析太空情報2。因情治單位截獲退役軍人意圖出售機密資訊的函件，並在函件暗語中發現若干「拼字錯誤（misspellings）」，循此特徵而鎖定具有「閱讀障礙症（dyslexic）」的Regan3。
檢察官認定被告「意圖出售國家機密」予伊拉克、利比亞和中國，起訴求處「死刑」。陪審團認定被告意圖出售國家機密予伊拉克和中國，判決有罪，但利比亞部分獲判無罪。法官量處無期徒刑，不得假釋。
被告同意量刑，藉此交換檢方不起訴妻子，並且允許妻子享有Regan的部分退休年金4。被告表達懊惱悛悔，並稱無意傷害美國，量處無期徒刑實已逾越可責程度，祈求未來獲得寬赦，餘生能與妻小團聚5。
2021年被告以新冠疫情為由請求「保外就醫（compassionate release）」但遭駁回6。
本案關鍵就是：在「公開審判」的司法程序中，如何提示機密資訊（即衛星偵查情報）？俾能在維持「國家安全」限制下，同時滿足「公平審判」的要求？
技術方法是由被告及其律師在法院內部設置的「敏感資訊隔離設施（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 Facility, SCIF）」閱覽卷證，但不得將卷證攜出SCIF場所。SCIF係美國政府及外交部門為達保密目的而建構的資訊屏蔽硬體設施，司法機關援例建置。在SCIF設施內，不允許使用Wi-Fi、藍牙、手機、拍照、錄影、錄音及穿戴設備7。但是被告及律師享有完全自主，可以討論策略、撰擬書狀，完全不受法院或檢察官的監看。
後來在被告羈押房舍發現打字文件及密碼，檢察官懷疑被告違法攜出機密文件，聲請對被告使用之SCIF電腦執行搜索。法官雖然准許，但是基於「公平審判」之考慮，避免檢察官因搜索而知悉被告辯護策略，故拒絕由檢察官或聯邦調查局執行搜索，而是另行指定「治安法官（Magistrate Judge）」執行搜索，避免侵犯被告與律師間之「秘匿特權」。再由法院指定之中立電腦專家協助，僅准搜索「列舉的四個特定檔案」，其他檔案資料均非搜索客體。
後來宣判後，已無影響「公平審判」之顧慮，原告二度聲請搜索獲准，因此再度對被告使用之SCIF電腦徹底搜索。
二、現職官員洩密遊說團體
2004年美國媒體報導，國防部分析師Larry Franklin把關於伊朗的機密資料交付以色列政府的過程中，兩名「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8（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員工Steve Rosen和Keith Weissman居間參與。
2005年五月檢察官起訴Franklin，被告立刻認罪，並稱其與AIPAC保持聯繫之目的係為建立特殊管道，影響以色列對抗伊朗之政策。同年八月檢察官追加起訴Rosen和Weissman，指控彼等將「中東某國徵兵政策」機密資料交付外國官員、新聞記者和智庫學者。2006年法官「暫時」判處Franklin十二年有期徒刑，並視其協助定罪Rosen和Weissman之表現酌減其刑。最終，Franklin刑度減輕，並於2010年獲釋。
因為檢察官追加起訴係認被告Rosen和Weissman涉犯「間諜法（Espionage Act）」規定的「國防資訊（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NDI）」，因此法官要求原告必須舉證Franklin交付之機密資訊係屬NDI，蓋因「國防資訊」和「機密資訊」，兩者並非「同等範圍9（coextensive）」。
該案原定2006年開庭，但因處理機密資料及憲法爭議而延後審理，最後檢察官在2009年撤回對Rosen和Weissman的起訴，全案終結。雖然並未進入實體審理，但法院有關國家機密的各種中間裁定，值得詳細介紹。
首先，同前所述，被告及辯護律師必須使用法院內部的SCIF設施閱卷，避免資料外洩。
其次，被告表明將在審判程序使用兩份機密資料，依據「機密資料程序法（Classified Information Procedures Act, CIPA）」的規定，由法官決定與案情相關，且具有證據能力之機密資料範圍，而由原告提供經過「編輯刪節（redacted）」後的機密資訊。
然經法官審閱原告所提「編輯刪節」的機密資訊後，認其刪節過度而妨礙被告辯護權益，縱令原告異議，法官決定使用機密資料原件，而非「編輯刪節」後之節本，但改以「代號」取代身分識別。原告請求採行「不公開審理」，雖然未獲同意10，但是法官引用「沈默證人法則（silent-witness rule）」，裁定若干機密資訊僅提供法官、陪審團及兩造當事人，不對公眾公開，亦即「部分不公開」審理11。
關於聲請傳喚證人部分，兩造爭執最烈。被告聲請傳喚二十位現任及前任的國安高層官員，原告僅同意包括Franklin在內的三名其他官員，但反對其餘所有證人名單，主張相關證述可由機密資料查知，重覆傳喚證人針對同一待證事實，實屬「累積性證人（cumulative witness）」而無實益12。法官嗣後裁定准許原告主張其中五名證人毋庸傳喚，但是駁回原告其餘主張，並且准許被告聲請傳喚證人，包括小布希總統時期的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Condoleezza Rice、國家安全顧問Stephen Hadley、國防部副部長Paul Wolfowitz和副國務卿Richard Armitage等人。
法官在裁定中明白表示：「憲法第六修正案13（按即被告享有接受公正陪審及要求證人作證及對質之權利）並未要求，也不宜要求被告在窮盡所有可能的『非政府證人（non-governmental witness）』證明事實之前，應該避免傳喚政府官員作證。對於公職官員履行其職務構成不便，並不是侵害被告依據憲法第六修正案享有強制證人到庭作證的基礎。而本案，這是特別地明顯的，來自於政府官員預期的證詞，和AIPAC的員工相比，將會更具可信度及證明力14（more credible and probative）。」
本案檢察官撤回起訴並未說明理由，或許國安高層官員必須到庭作證的壓力，也是可能的考慮因素。
三、現行法制規範及審理補償
現行《國家機密保護法》將國家機密區別不同等級，規範不同的核定程序及解密期限。同法第25條規定：「法院、檢察機關受理之案件涉及國家機密時，其程序不公開之。法官、檢察官於辦理前項案件時，如認對質或詰問有洩漏國家機密之虞者，得依職權或聲請拒絕或限制之。」其中關於「不公開審理」部分，沿襲《法院組織法》之用語而未設任何例外，有別於美國審判實務，僅就涉及「國家機密」部分採取「不公開審理」。眾所週知，「公開審理」乃是建立司法公信的重要原則，上述條文就此基本原則之退讓，是否逾越必要程度，殊值識者深思15。
其次，該條規定對質或詰問權「必要時得拒絕或限制之」。然而大法官釋字582號解釋意旨所稱：「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等語，已將刑事被告詰問證人的權利提升至憲法第八條的正當法律程序。另依釋字第789號再度確認：「法院於訴訟上以之作為證據者，為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蒙受潛在不利益，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以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之防禦權損失。包括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等語，益證面臨無法詰問之訴訟失衡時，法官更應運用訴訟指揮而為審理補償措施。
此外，《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保密作業辦法》第11條第6款前段規定：「聲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案卷，書記官應於給閱前將涉及國家機密部分抽出，俟閱卷後再附卷保管。但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書面授權或核准者，不在此限。」等語，法院亦應基於「公平審判」原則，賦予兩造武器平等的資訊近用權。否則，檢察官利用掌控資訊的不對稱優勢，必然引發對於「公平審判」的質疑16。
國安案件量刑輕重的爭議表相之下，經由比較法的觀察就會發現，唯有踐行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才是審判實務貢獻給社會的終極價值。
[1] 自由時報，09/27/2023參見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606925（最後瀏覽日01/18/2024）
[2] NRO官方網站參見 https://www.nro.gov/About-NRO/（last visited 01/18/2024）
[3] United States v. Regan, 221 F. Supp. 2d 672, 675 (E.D. Va. 2002)；Yudhijit Bhattacharjee, Tale of a Would-Be Spy, Buried Treasure, and Uncrackable Code, Wired, Fed. 2010, at 82 available at https://www.wired.com/2010/01/ff-hideandseek/（last visited 01/18/2024）
[4] Sentencing Transcript, United States v. Regan, No. 1:01-cr-405 (E.D. Va. Mar. 20, 2003 filed Apr. 22, 2020), D.E. 359
[5] Id. at 18
[6] Opinion, United States v. Regan, No. 1:01-cr-405 (E.D. Va. Feb. 22, 2021), D.E. 381, appeal dismissed for want of prosecution, Order, No. 21-6365 (4th Cir. May 17, 2021), D.E. 7.
[7] 中文資料參照https://baike.baidu.hk/item/%E6%95%8F%E6%84%9F%E4%BF%A1%E6%81%AF%E9%9A%94%E9%9B%A2%E8%A8%AD%E6%96%BD/15758075 及 https://trip.university/zfxsd9/（最後瀏覽日01/18/2024）；英文資料available at https://www.dni.gov/files/NCSC/documents/Regulations/Technical-Specifications-SCIF-Construction.pdf（last visited 01/18/2024）
[8] 「美國以色列人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為首的親以色列民間遊說團體，多年來在華府扮演以色列與美國溝通橋樑的角色，他們透過強力的國會運作、對行政官員提供政策諮商與協助、並動員草根支持者，促進以色列的利益並削弱敵對的勢力，幾經波折才在多次中東戰後及討論和平協議中說服美國國會部分議員及行政官員，形塑出有利於以色列的中東政策，並在過去幾十多年為以色列爭取到美國大量的經濟與軍事援助。參見利益團體遊說手法探析：以「以色列人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運作情形為例，余瓊瑤，復興崗學報，97期（2010/03）頁159-177 網址：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04298063-201003-201011110033-201011110033-159-177 （最後瀏覽日01/18/2024）
[9] United States v. Rosen, 599 F. Supp. 2d 690, 694-95 (E.D. Va. 2009), available at https://sgp.fas.org/jud/aipac/memop041907.pdf （last visited 01/18/2024）
[10] United States v. Rosen, 487 F. Supp. 2d 703 (E.D. Va. 2007) available at https://casetext.com/case/us-v-rosen-22（last visited 01/18/2024）
[11] United States v. Rosen, 520 F. Supp. 2d 786, 793-94 (E.D. Va. 2007), available at https://casetext.com/case/us-v-rosen-26（last visited 01/18/2024）
[12] W. Dudley McCarter, Cumulative Evidence Rule and Harmless Error, The, 40 MO. L. REV. (1975), available at https://scholarship.law.missouri.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244&context=mlr（last visited 01/18/2024）
[13] 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的原文是：”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a speedy and public trial, by an impartial jury of the State and district wherein the crime shall have been committed, which district shall have been previously ascertained by law, and to be informed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witnesses in his favor, and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for his defence.” 直譯為：「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有權由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州和地區的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和公開的審判，該地區應事先已由法律確定；得知控告的性質和理由；與原告證人對質；以強制程序取得對其有利的證人；並取得律師幫助為其辯護。」
[14] Rosen, supra note 11, at 811-12
[15] 法院組織法第86條規定：「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法條文義並未僵化規定不公開審理之案件，必須一律「全部不公開」。因此基於刑事被告訴訟權之保障，法官採取目的性限縮之解釋，僅就具體個案中涉及「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部分不公開」，其餘審理程序仍採「公開審理」，法理上並不相悖，實務上亦無窒礙難行。
[16] 上報，馬案起訴引用連法官都查不到的機密案例，法界：用大砲打小鳥，03/15/2017 參見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1&SerialNo=13741&utm_source=newsshare-fb&utm_medium=post （最後瀏覽日01/1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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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日期:113-02-19
- 更新日期:113-03-11
- 發布單位:法官學院研究發展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