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涇渭分明到殊途同歸─談法官與學者的角色侷限
司法權是國家權力的態樣，其與行政權、立法權的明顯區別在於：司法權的效力全然仰賴「判決理由」。如果捨棄「判決理由」，司法判決即毫無影響力1。「判決理由」是法官思想、智慧、經驗的結晶，具有賦予國家權力作用的效果，所以法官的地位被視同祭司（oracles）、先知（prophets）和哲人2（sages），也是其來有自。
在法律專業領域，除了法官之外，學者對於法律詮釋和理論發展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司法實務和學術研究雖然都以專業菁英自詡，但是兩者功能不同，因此存有差異不僅理所當然，而且中外咸同。
首先：法官解釋法律必須受限於法律規範，但是學者基於學術自由勇於創設理論，並對不符合其理論的法律規範採取輕忽或無視態度。因此產生的現象就是：學者創設的理論越前衛，能夠作為裁判理由的有效性就越低3。
其次，除了研究法律的基本態度不同，法官和學者對於彼此專業產出的成果（即判決和論文），相互的評價也是針鋒相對。法官抱怨學者的論述過度鋪陳，空泛援引不具直接相關的文獻4；學者則批評法官的理由簡化跳躍，迴避重要的法律爭點5。
例如美國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法官Harry T. Edwards即曾嚴詞批評美國的法律菁英名校，放棄適切的角色，犧牲法律實務的教學方法，反而強調抽象的理論探索；而律師業則捨棄尊嚴，追求利潤至上。終而導致符合倫理規範的法律執業模式，被學術界和律師界同時放棄6。
學者將司法實務和學術研究的落差原因，歸納如下7：
一、歷史沿革的觀察：西方系統性的法學教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紀的古羅馬時代，當時貴族階級是在公開法庭聆聽學習並且接受法律專家的保護。而不願服侍貴族的優秀法學家就自己設立學堂，教授法律。但在古羅馬的法律實務工作者看來，這些法律教師只是「雄辯的雜技演員和法律的掠奪者8（acrobats of oratory and despoilers of the law）」而已，顯見當時司法實務對於學術研究的蔑視心態。
嗣後中世紀的歐洲，雖然法學院、醫學院和神學院成為大學的重要組成，但因律師始終服務權貴而遭鄙視，連帶地法學教育也被批評偏重實務操作而欠缺理論基礎。因此，為了與其他學科在校園內競爭，學術研究開始發展抽象的法學理論，避免被認為只是律師的技職教育。時至今日，學術研究仍然沿襲歷史脈絡，有意識地與司法實務保持距離，孤芳自賞。
二、經濟發展的分析：現代法律產業發展已將金錢報酬作為主要目標9，本質更像商業，因此會將選擇學術研究工作者錯誤地詮釋其欠缺商業競爭力，因而加劇司法實務和學術研究的鴻溝。
三、教育方式的改變：當代法學教育模式，偏好以模稜兩可、邊界地帶的爭議個案作為教材，教學重點在於贏得辯論，而未必是服膺法理，因此導致法律工具化的價值虛無主義10，也和倫理道德等原則無關11。
正確地認識法官和學者的功能歧異，其實應該作為認知角色侷限的自我警醒！因為法官不是全知全能，卻又承擔形塑國家公權力的責任，所以司法實務非常強調經驗累積的重要性。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Antonin Scalia 即在判決中援引制憲元勳的見解：「經驗是真理的神諭！當其回應明確，就是無可質疑而神聖的12（Experience is the oracle of truth；and where its responses are unequivocal, they ought to be conclusive and sacred.）」
正因為「經驗」重於「創意」的職業屬性，所以法官有別於學者，對於法律見解的變更非常謹慎，否則就會減損自身權威。這種本質上的限制，恰好說明判決理由為何向來保守？因為如果判決理由超出爭議範圍過度闡述，不僅減損公信力，而且未賦予其他利害關係人發言的機會，正當性即有可議13。
和學者的自由揮灑相較，無論法官個人的專業權威多麼崇高，除了自己心證確信之外，還必須「說服」同僚形成多數意見，否則也只是在評議程序中的一票。學術權威意見必須落實為合議庭多數見解，才能產生實益。相反地，判決理由附隨的協同意見或不同意見，卻反而彰顯學術研究的獨立性14。
從事司法實務的法官和致力學術研究的學者，明乎所以，清楚定位，更能協力促進法律發展。
[1] Charles Fried, Scholars and Judges：Reason and Power, Vol. 23 Iss. 3,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807-832 (2000)
[3] Id. at 811-12
[4] Harry T. Edwards, The Growing Disjunction Between Legal Education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Vol. 91 No.1 Michigan Law Review, 34-78 (1992)
[5] Charles Fried, supra note 1, at 813
[6] Harry T. Edwards, supra note 4
[7] M Weir, The Dissonance Between Law School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 the Why, the How, the Where to Now (1993) 9 Queensland U Tech LJ 143.
[8] Anton-Hermann Chroust, Legal Education in Ancient Rome, Vol. 7, No. 4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509-529, at 515 (1955)
[9] Harry T. Edwards, supra note 4
[10] RC Cramton, The Ordinary Religion of the Law School Classroom, Vol. 29, No. 3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247-263, 254 (1978)
[11] JR Elkins, Moral Discourse and Legalism in Legal Education, Vol. 32, No. 1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11-52, 12 (1982)
[12] Printz v. United States, 521 U.S. 898 (1997)
[13] 例如報載若干判決在本案核心爭議之外，偶有感時抒懷、針砭時事等論述，其本質與英美法系所稱「判決傍論（dictum）」相去甚遠，值得商榷。
[14] Charles Fried, supra note 1, 8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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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日期:112-06-07
- 更新日期:112-06-16
- 發布單位:法官學院研究發展組